判決指出，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於案發期間任職台北市政府，參與京華城容積變更相關行政流程，與時任市長柯文哲、都發體系官員等人，共同推動將京華城細部計畫送入都委會審議，並逐步放行具高度爭議的容積獎勵方案。法院認為，彭振聲明知該案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疑義，仍配合決策流程推進，使特定業者得以獲取不法利益，已構成圖利罪的要件。
從判決事實來看，京華城案核心爭議在於，京華城主張可「回復120284萬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」並取得額外容積獎勵，但相關主張早已在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中遭否定，且專家會議及都發局內部意見亦多次提出違法及圖利疑慮。法院認定，包括彭振聲在內的決策鏈成員，仍在明知風險下，透過細部計畫變更程序，創設「韌性城市」「智慧城市」等容積獎勵項目，最終讓京華城取得最高20%容積獎勵，明顯欠缺法令依據，並違反上位法規。
法院進一步指出，行政機關雖有裁量權，但仍須受法律拘束，尤其容積獎勵屬於對公共利益影響重大的例外措施，必須有明確法律授權。彭振聲等人所參與的決策過程，已逾越裁量範圍，甚至構成濫用權力，讓京華城獲上百億元不法利益，侵害行政公平與法治原則。
判決理由指出，彭振聲於偵查中已坦承犯行，符合自白要件，且未查有實際犯罪所得，依法得減輕其刑。此外，法院審酌他涉案情節、參與層級及整體犯罪結構中的角色，認為若科以法定最低刑仍屬過重，因此依刑法第59條再予減刑，最終判處2年徒刑。
法院同時宣告緩刑3年，顯示認為彭振聲再犯風險不高，且其行為雖違法，但與主導決策者相比，責任程度相對較低。此一判決結果，也反映司法在重大貪污案件中，對於不同層級公務員的責任切割與量刑差異。
相較之下，本案主犯柯文哲被判處17年重刑，應曉薇15年6月、沈慶京10年，顯示法院認定彭振聲並非決策核心，而是執行與配合角色。然而，法院仍強調，公務員即便非主導者，若明知違法仍參與決策流程，仍須負起刑事責任，不能以「依法行政外觀」作為免責理由。
彭振聲案凸顯本案另一層重要意義，即在複雜的行政決策體系中，責任如何分配與認定。法院透過區分主從角色、自白態度及犯罪所得等因素，作出差異化量刑，也為未來類似重大公共工程或都市計畫爭議案件，提供具體司法判斷參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