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
近年已移居奧地利的張乾琦,一直關心烏克蘭局勢,戰爭開打,深覺自己有義務記錄、報導這場不義入侵,決定前往採訪。他也認為台灣面對中國缺乏危機意識,希望用影像分享戰地所見所聞,告訴大家「唯有全面備戰才能避戰」。

張乾琦已到烏克蘭4次,其中3次是自費,未來若有機會,還會再到戰場。雖然他可能是前往烏克蘭戰地報導次數最多的台灣人,不過,張乾琦最令人關注的成就,還是他長年累積的作品。



張乾琦曾獲多個重要的國際新聞獎項,同時是2022年台灣卓越新聞獎「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」的得主,主辦單位的得獎理由這麼說:「張乾琦不只有人道主義的關懷,亦有人類學家的田野與同理,細緻觀察對象及其與場域、整體環境的關係,亦能因為同理與客觀,精確描述報導對象的狀態及處境。為了深入議題,他恆常把自己放在第一線與報導對象在一起生活,深具全球性視野,卻又聚焦於無人關注的角落,是一位持續固守在第一線新聞崗位上的攝影工作者,用鏡頭表達他對新聞事件或社會現象的洞察力,影像震撼,為同儕表率。」
進入田野 開放謙卑地感受
他到中正大學分享烏克蘭拍攝經驗時,有同學問:「如何知道畫面能不能拍?會不會拍出好照片?」張乾琦一如以往簡短回答:相機拿起的當下就知道了。
這個答案對同學或許會有點錯愕,但對經驗老道的紀實攝影家來說的確是如此。戰爭現場複雜多變,沒有太多的時間考慮美學、構圖,或者思考什麼是「好照片」?當腦、眼,和心在同一軸線時,按下快門,絕對沒有一觸可及,只是一直專注、不斷專注。長期累積的經驗能讓你在正確的瞬間按下相機上的快門,有時候甚至是「心的快門」在當下做出的決定。


一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,或是紀實攝影家,除了必要的專業技能、精準的判斷力,以及廣博的知識外,有人類學家走進現場的田野能力更是重要的條件之一。
進入田野首先需要有開放、謙卑的態度,即使已有觀點與立場,也得開放心胸,才不致讓自己的有色眼鏡限制了視野,也要打開感官,用心感受、同理觀察到的人事物,體會被報導者的真實處境,進而了解背後複雜的結構性因素。

我曾在《燦爛時光會客室》節目中問張乾琦,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Robert Capa曾說過:「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,是因為你不夠近。」難道越靠近新聞現場,照片就會拍得越好?張乾琦直說,許多人誤以為這只是物理的距離,認為越靠近就能拍得越好,但他認為,所謂的遠近不只是身體距離,還有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心理距離,也就是能否有同理心體貼對方,得到信任,否則被攝者若築起高牆,就算靠得再近,能理解、能呈現的也十分有限。

張乾琦的重要作品幾乎都是經歷過長時間的田野歷程,例如,反諷台灣婚紗攝影生態的《我願意》從1994年拍到2001年;為了拍攝探討跨國婚姻的《囍》,他在2003到2004年間曾到越南胡志明市6次;而引發諸多討論的《鍊》,則是從1993年到1999年期間前往龍發堂近20次,每回都待上幾天或一個禮拜,就住在雞場庫房或小廟裡,在廟方同意及關注下觀察他們平日的生活、廟方與院民的互動與管理方式,並且進行拍攝。後來展出的照片僅是在1998年10月的某個下午拍攝完成,拍攝時間雖短,但也因為長期田野,才能讓一張張令人不捨與荒謬的照片透露出院民的現實處境。


而《唐人街》是張乾琦從1992年便開始拍攝的作品,他在那裡和非法移工一起生活過3次,共3個月,為了延伸報導,還曾到這些移工在中國福州的老家逐戶採訪,和12個分散的家庭仍然保持聯繫,拍攝計畫仍在進行。
親臨現場 做客觀的局內人

要這樣做得有充分時間與資源,更重要的是價值與心態。張乾琦曾說,透過攝影、透過機器、透過觀景窗看對方,一開始是有距離的,但待久了、接觸多了,會從疏離的旁觀者慢慢轉換成被動的參與者。而當心態、身分與關係轉變,反而能從日常中看到最真實的東西。《唐人街》系列有張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,有位穿著內褲的非法移工坐在大廈頂樓的逃生梯吃麵,對照一旁車水馬龍的紐約街頭,形成強烈對比,這也是張乾琦的代表作。

不少人詢問是怎麼拍到?張乾琦說,這是工人們的日常,紐約夏日悶熱,頂樓較為通風,窄小、外掛的逃生梯就成了工人休息、吃飯平台。當時他在那裡住了六個禮拜,和工人一同作息,自然就拍了下來。外人覺得驚豔的照片,對已逐漸成為「局內人」的張乾琦而言,恐怕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不過,也因為出身貧困,很容易進入惡劣的環境,苦其所苦,更能了解移工們的生活與所行所思,張乾琦強調,因為人在現場,才能掌握到他們的生活節奏。

客觀,並不是刻意保持距離,做個單純的旁觀者;客觀,是一種能更清楚理解事實的方法,有時得接近,保持清明地進入對方的生活,站在當事人的角度,才有機會發現與呈現最接近日常的事實,進而探究其背後複雜的因素。不過,要強調的是,接近未必就是沒有距離,也不是因此全然失去自己的觀察與觀點。
張乾琦不是機構內的記者,有較大的自主空間,但這並不代表新聞工作者就不需要具備這樣的條件。這是新聞工作的基本能力,但也越來越脫離新聞產業的現實,這樣的空間在強調速度、即時、短期獲利的台灣新聞業越來越少見,有些媒體為降低成本,低薪聘任改寫新聞的小編產製新聞,連到新聞現場的機會都沒有,更別說培養像張乾琦這樣的新聞人。即使是有心、有能力的新聞工作者,也很難不被老闆念茲在茲的經營現實給框限。

新聞需要快、狠、準,但也需要深入田野、深度報導的慢新聞;新聞要獲利,也要有監督權力,讓弱勢發聲、社會進步的影響力。曾受《人間雜誌》影響的張乾琦,用鏡頭傳達偷渡客、遊民、精神病患、逃亡者、移民的處境與心聲,不但是以真實的生命突顯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下的種種問題,同時也是底層民眾的陪伴力量,或許,還能為其帶來微微光亮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