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王淇政接手經營朋友的燒烤店，振興團仍在，我們問他怎麼不繼續做陣頭、圓夢？他微微感傷說：「體力不夠了，出團是體力活。」振興團交由同樣有興趣的姪子打理。
當年女友為何墜橋？他不認為女友真的想自殺，可能只是想嚇他，不料意外墜橋。他不怨女友爸媽指他是凶手，只覺得對友人洪世緯十分抱歉，「我跟我女朋友還有一段情，他只是載我去，就被判12年多。」
王媽媽記得開庭時法官有問是否通國語，「我想說我們讀書有學，他講我們也是聽得懂，但不知道要用國語回答，會這麼吃力。」王淇政卻沒有批評法官，「不能怪法官，是我們自己不會講國語的缺失。」他又聊到，記憶中二審的法官甚至幾乎聽不懂台語，但即使如此，他也沒想過可以要求請通譯。
台語轉成中文的文字紀錄，是另一道風險。王淇政說，開庭結束時，「開庭的時候有打字（筆錄）嘛，最後讓你簽名，可是碰到官司煩得要死，誰會再一個字一個字去看，趕快走就好了。」所以你沒仔細看筆錄？「沒有，我心情很亂，不會一個字一個字看，我也沒想過字會跟我們講的不一樣，不知道會變得那麼嚴重，一字之差的嚴重性。說真的，也是我自己的問題。」
王淇政的狀況，法院通常稱「略通國語」，別說當年，至今法院對這類「略通國語」者仍不時認為沒必要請通譯，尤其在Cherry被控侵害配偶權、或其他金錢糾紛的民事案件上。只是，民事訴訟法也規定「如不通中華民國語言，法院應用通譯」，都寫了「應」，為何法院可以不遵守？
原民遭控買票 略通國語反倒更吃虧
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務處主任朱芳君替我們解惑，「前提是『不通曉國語』，通不通曉是法院來判斷啊。」因此這類「略通國語」者，有時反倒在法庭上更吃虧。
朱芳君舉例：「就像要我們講英文，如果人家用中文問昨天去哪裡，你可以講昨天去信義區逛哪一家百貨、看了哪些櫥窗啊幹嘛幹嘛，但如果換成英文，你可能只會說去shopping，不會講那麼多細節，但有時候這些細節在訴訟上就是很重要。」她補充，如果當事人積極要求通譯，「我相信大部分法院比較不會拒絕。」只是，當事人未必懂得要求，例如Cherry的案子一審時。
更深層的因素還包括社會文化，語言不只是語言，更是階級。例如王淇政，法官曾問他是否通國語，他點頭。朱芳君分析，「有的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太會說國語，怕被認為書念得少，被歧視，這是社會氛圍塑造出來的。」當弱勢語言碰上強勢語言，王淇政甚至一再自我檢討，自行以「自我缺失」，定義這場顯然是制度缺失的審判。
類似困境也發生在原住民族群。原住民通譯的另一困境是語言凋零，原住民族語言種類多，朱芳君說：「原民的通譯不是很好找，年輕一代不是很會說母語。」
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羅秉成就提到，協會救援中的案件之一，是一樁原住民被控選舉買票案，也涉及語言問題。
2014年的鄉鎮市民代表選舉，花蓮原住民李秀花被控幫候選人朱必定買票，拿二千元請小姑夫妻支持朱必定，證據是小姑夫妻的證詞。李秀花被判刑3年多。
然而，小姑夫妻是太魯閣族，慣說族語，警方訊問時卻沒有請翻譯，夫妻只能以國語回答。後來監察委員王美玉勘驗偵訊錄音，發現偵訊時夫妻倆用太魯閣語交談的內容，與用國語回答的內容並不一致。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解釋，小姑夫妻向警察承認有收到2,000元，致李秀花被判有罪。然而夫妻以太魯閣語交談時，小姑卻說：「我沒有拿，好像我有拿一樣。」「神知道我沒有拿。」
小姑夫妻為何稱自己收賄？羅士翔說，也許是害怕司法程序，當下只想趕快認罪、緩起訴。他又說，朱必定後來坦承買票，因此判兩年但可緩刑，「全案只有李秀花判最重，因為她不認罪。可是連朱必定都說他沒有請李秀花買票，只有請她幫忙拜票。」李秀花在花蓮監獄服刑近兩年，假釋後至今一直喊冤。
政府預算太少 通譯酬勞不高人難找
羅秉成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，十分關心司法通譯議題，他拿出手邊資料指出，以2020年為例，法院審理「涉外」案件中，民事案件已達1萬5,000多件，且逐年迅速增加，至2024年已達2萬7,000多件，「案件量非常驚人。」刑案較少，但同樣成長迅速，2020年為3,787件，至2024年已增至8,281件。
我國目前並無統一聘用司法通譯的機關，警局、地檢署、法院各自有特約通譯名單。羅秉成說，法院特約通譯的待遇最佳，出庭一次通常可領2、3,000元，檢察機關則通常1,000元，警察機關前2小時共1,000元，第3小時起每小時500元。
相較一般口譯員，這金額實在不高，因為預算太少，羅秉成說，以警察機關為例，2020年全國一整年的通譯預算僅245萬元，但實際使用了451萬元；2024年預算提高至634萬元，但實際用了1,250萬元，「幾乎多了一倍，也就是『短編』。」羅秉成坦言，通譯預算該增加了。
比路邊種花圃的預算還少。預算短編，警察機關不時得請外事警察支援通譯工作，卻又有著中立性疑慮。羅秉成解釋：「假設特約通譯很好用也很能配合，外事警察忙自己的事情，幹嘛來做翻譯？」
說到底仍是資源不足、或說資源分配的問題。真的無解嗎？羅秉成說，他擔任政委期間曾檢視「醫療通譯」現況，「我記得是台大還是哪個醫院來報告，他們說診間通譯有使用視訊，他們跟某家通譯人才公司簽約，比如一年多少錢，按時數去扣款。醫療跟法律一樣有術語與專業，口譯公司也會提供通譯人員一些相關訓練。我那時是希望借取診間的即時視訊通譯做法，讓司法機關參考。」
視訊通譯不免涉及保密性問題，羅秉成說：「特別是偵查中要不要用視訊通譯，警政機關唯一疑慮是偵查不公開，我是認為還好啦，不要因噎廢食。」他說，司法通譯需要具結，有保密義務，「只要是訓練過的，有進場、退場機制，萬一被發現洩漏偵查祕密，就取消資格，他們也得不償失。」
AI或成解方 另可培訓僑生
AI也是可能的解方。羅秉成說，AI確實有一定的錯誤風險，尤其每個人口音不同，若由AI通譯，必須讓錯誤的風險可控，例如double check，「AI的口語化通譯，我認為遲早會來臨，它確實有發展的潛力，應該好好去做。」
司法通譯有其特殊性，不只正確，還得保持中立，並有可及性（近用性），可及性在偏鄉最難達到。羅秉成說，若AI發展得夠好，「幾乎可以同時滿足這三件事，可及性（無實體距離問題）、中立性，正確性也相對高，可能比真人更高。國家處理事情來到這個階段，應該善用AI技術，可以相當程度降低司法通譯面臨的各種問題。」
律師朱芳君也說，比起現場實體翻譯，「視訊的效果畢竟打了折，但如果能請到很專業的通譯來視訊，會比請一個不合適的通譯到現場來得好，尤其在非都會區，不見得找得到適合的通譯。」
司法通譯的報酬不高，需要的語種卻極多，還須略懂法律專業，朱芳君說，「人才庫」一直是大問題。「我接觸過的很專業的通譯，都是華僑，他們在家講中文，在外面講當地語言，兩種都熟。」她建議國家可積極培養僑生成為通譯人才。她也提到，為了提升通譯專業、培養必要語種等，可考慮參考澳洲作法，建立國家級的通譯機關。
朱芳君直言，通譯是老問題了，「講很現實的，這群人是沒選票的。新住民歸化後還有選票，移工根本沒有投票權。」千頭萬緒，至少有些事得先做，「最基本的文件翻譯，例如判決書，至少翻譯『主文』給人家看，讓被告知道他被判什麼罪、判多久、上訴期間是幾天。」
印尼移工布飛就看不懂自己的判決書，被告共3人皆為印尼人，但洋洋灑灑8,000多字中，僅3人名字是印尼文。判決主文也沒寫布飛的刑期，放在最後附表的一堆字海中，懂中文的記者也得尋覓許久，才看到小小幾個字寫著「伍年貳月」。
看不懂的判決書、開庭通知，也讓Cherry根本不知案子已一審宣判，至今，官司的所有事務只能仰賴神父有空時協助。連先前手機被男方搶走、她報警，後來派出所卻否認她有報案，那一刻她瞪大眼睛不可置信，神情又急又氣，卻像被人掐了喉嚨，想說些什麼又不知如何開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