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《鏡報》報導，鄭麗文的丈夫駱武昌是她在進入台大第一年就認識的學長，當年2人一起在「大論社」參加社運、推動激進台獨，進而發展男女關係。國立中興大學（歷史學）文學博士陳德銘投書《鏡報》，進一步提供2019年解密的相關國家檔案，內容指出一份調查局在1987年8月17日發給教育部的公文，稱駱武昌人脈關係不錯，雖然和激進社團往來，但調查其背景後認為他「仍未失善良本性，且願意為本局工作」。
因此調查局將駱武昌列為運用關係，「化名馬超，俟觀察渠活動能力，工作績效，安全狀況等作綜合評估後，再報請鈞局核准列為內線佈建。」公文發出後2天，8月19日，調查局就簽核文件，「擬同意夏雨生提列台大駱武昌為佈建運用關係，請核示。」不過該公文並未揭示後續雙方的互動狀況，駱是否真的被吸收也不得而知。
駱武昌稱「捏造不實」 國家檔案要怎麼看？
駱武昌曾透過電郵回應《鏡報》，批該投書是捏造不實，而投書的陳德銘先生則強調其資料內容皆來自國家檔案館。對此葉虹靈則表示，檔案並不完全可信、需要盡可能多方拼湊。她也不清楚駱武昌的實際狀況，而那份紀錄是情治人員的視角寫成，不確定是否全然屬實，該情治人員的公文是要向上級說服這是一條值得建立的線，但後續如何，該資料沒有提供太多資訊。
葉虹靈也再次提醒，當年的情治機關想方設法要打入的是反對運動跟異議團體，因此「災區」想必會在這裡。不管被揭露者當時與今時今日的政治認同或身份，去公開當年作為，評估那些後果，思考我們怎麼看待他們應負的責任都是必要的；至於如何追究責任？葉虹靈建議持續追蹤法務部的加害者法制現在進度到哪裡了，「針對不同類型與層級的體制參與者有相對應的評價，給被指控者救濟的管道，才是可長可久之計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