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淑卿專欄／為什麼我們覺得自己比較不會被騙？

在社群媒體上，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場者的憤怒與鄙夷。比如，為什麼有人會相信，在社區發放毒品這等缺乏常識的事情？為什麼有人看不到現任市長的施政能力堪憂？

不論哪個立場，似乎都感受到一種邊界。難以了解對方所思所想，甚至懷疑他們受到蒙蔽。這是因為政治立場極化？還是「真理越辯越明」在現代已行不通？所謂事實似乎變成碎片，每個人都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狀。

曾經在台灣出版《第六次大滅絕》的《紐約客》作家伊麗莎白·寇伯特（Elizabeth Kolbert），她在2017年曾博引群書寫過一篇文章〈為什麼事實改變不了我們的想法〉（Why Facts Don’t Change Our Minds），提出的論點是，人類備受推崇的推理能力，或許更多是用來贏得爭論，而非合乎邏輯地思考。

她引述認知科學家雨果‧梅西耶（Hugo Mercier）與丹‧斯珀伯（Dan Sperber）在《理性之謎》（The Enigma of Reason）一書的說法，理性是演化而來的特徵，它的發展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，也不是幫助我們從陌生的資料中得到結論，而是為了解決在群體生活中產生的問題。

他們以大家熟知的「確認偏誤」為例，人們傾向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資訊，排斥與自身信念矛盾的資訊。但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隻老鼠，確認偏誤使我們堅持周圍沒有貓，那這樣的老鼠早就成為盤中餐。也就是如果我們忽視威脅我們的證據，而遭致危險，那麼確認偏誤理應在天擇中被淘汰。但是，確認偏誤存在至今，證明它仍具有某種功能，而這個功能與我們的「高度社會性」有關。

相對於確認偏誤，梅西耶與斯珀伯更喜歡「己方偏誤」（myside bias）一詞。他們指出，人類不是對什麼都輕信，面對別人的論點，我們相當善於找出其中的弱點，我們看不見的，幾乎總是自己的立場。這種不對稱，反映了理性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的功能：防止我們被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坑騙。

梅西耶與斯珀伯認為，我們的祖先生活在小型狩獵採集群體中，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，以及確保不會只有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外出狩獵，其他人卻在洞穴裡遊手好閒。清晰推理並沒有多少好處，贏得爭論卻能帶來許多利益。

如果「己方偏誤」有利於我們祖先的生存，那麼現在又有利於我們什麼？畢竟排斥自己不認同的資訊，不是只有批評的爽快，也有隨之而來的心情耗損。就像那位面對洋流堅持比倒讚的女士，她必然有她所相信的，也有因為這麼多人與她所想不同，而感受到的憤怒，她比倒讚的堅持指數，或許就是她的痛苦指數。

但是，即使我們可以同理不同立場者的感受，這樣就可以改變彼此的想法嗎？或者，如果我們相信只要呈現「客觀事實」，大家就可以獲得共識，但若大家對事實其實並不在意，而仍堅持己見，這種結果是否反而會刺傷我們呢？

因為，「事實」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。

2021年記者馬克斯·費雪（Max Fisher）在《紐約時報》發表文章〈「歸屬感比事實更強大」：錯誤資訊的時代〉。作者指出，我們身處在錯誤資訊普遍蔓延的時代，而且許多不懷好意的人正在助長這種趨勢。但有些專家認為，真正推動這種趨勢的，是使人容易分享並相信錯誤資訊的社會與心理因素。「問題並不在於缺乏可靠資訊，因為這類資訊隨處可見。」

他歸納三種使人容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的因素。

第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，社會情勢使人更加需要社會科學研究所說的「內團體認同」，相信自己的社會身分是力量與優越感的來源，而且可以把自身問題歸咎於其他群體。

費雪說，儘管我們喜歡把自己想成追求真相至上的理性存在，但我們其實是天生以生存為導向的社會性動物。當我們感受到衝突或社會變遷時，就會從群體中尋求安全感。這使我們急於接收某些資訊，不論真假，只要能讓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場衝突，正義的我方，對抗邪惡的外部群體。

其次是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崛起，他們鼓勵追隨者迎合自身的渴望，接受那些強化身分認同的錯誤訊息。

第三個因素是社群媒體。它不僅為蓄意造假者提供強大的傳播管道，也讓錯誤資訊廣泛流通，並進一步放大其他風險因素。

費雪引用學者說法指出，當錯誤資訊比真相更能迎合人們的社會性衝動時，它就會在網路上得到更多關注。這意味著，人會因為散播它而受到獎勵。如果因為發布煽動性言論或不實說法而得到正面回饋，日後再做的可能性就會大增。

如果證據確鑿的「事實」，都可能無用，那麼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？或許病因也是解方，有人躲在歸屬感的思想舒適圈，而昧於事實，但是和人建立關係的接觸理論，卻也提供改變他人成見的機會。

曾出版《別談政治：如何改變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想法》（Don’t Talk About Politics: How to Change 21st-Century Minds）一書的莎拉‧史坦‧盧布拉諾（Sarah Stein Lubrano）認為，單靠論證或者辯論，不會對人的信念產生實質影響，但是我們的社會關係，以及我們的行動和經驗，卻可能會。

她說，當人們有機會建立友誼，彼此合作，就會減少對新朋友所屬群體的偏見。這種現象，或許可以解釋過去幾十年同志權利的進展。當人們出櫃，他們的朋友也改變了對同志的看法，促成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民意轉變之一。

也因此，她對於政治彷彿只靠言語談論便已足夠的傳統作法抱持懷疑。她認為任何希望推廣進步理念的人，需要的不是論證，而是一套能促成新關係與新經驗的基礎設施。比如學校放學前交流的家長等候區、公園等，這些基礎設施，可以讓人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，培養友誼和信任，並鼓勵人們付諸行動，而這些行動最終能讓人們改變對政治的看法。

認為只有自己才掌握到事實，別人則是愚蠢或被矇騙，其實傷人傷己，使得溝通幾無可能。尤其有研究指出，立場偏向中間的人，其實不太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政治立場，如此，極化的言論，以及與自己想法相似的言論，所形成的過濾泡泡，就更容易鞏固一個人原有的想法。

所以，先覺察自己認為「他人更容易受騙」本身就是偏見，可能是第一步。其次，「事實」在現代或許忽遠忽近難以捉摸，但終究還是有可能造成改變。

按照2018年出席「全球資訊網大會」的卡達資訊研究中心工程師莫拉萊斯（Gianmarco De Francisci Morales）的看法，雖然「反效果」研究指出，選民接觸到與其理念相近候選人的負面資訊時，一開始，反而會增加他們對這人的好感。

「但是，當負面資訊累積到一定數量後，他們最終會改變看法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