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盈勛／臺北藝術大學教授
沈伯洋在很多場合都說，我愛大家。洋流崛起，很多人也愛他。
在這個家人間都沒那麼輕易說愛的社會，這相當罕見。特別是，沈伯洋明晃晃是個宅男，說出愛字卻那樣自然不扭捏，愛他的人似乎也理所當然。
當然也有人不以為然，說這很假，是造神。
造神論，隱含了一個似乎不證自明、人人都接受的預設：造神是不好的。
那造神為什麼不好呢？沒人明說，不過我們不難推測，有兩種可能，一是說世界本無神，造神都是迷信，二是神明或許有，或許該存而不論，但人不該假扮神明。
這兩種可能都是在說，崇拜都是不好的，前者崇拜神，後者連人都在拜，更糟，政治行動應該要理性，而我，發出批評的人，才是理性的。
不過，造神論者的理性觀，有其投機的一面，台灣的宮廟數以萬計，藍綠政治人物都在拜，從沒聽過造神論者說，這不理性，但要是有人如同神明般被人愛、被人追隨，卻又要說這是造神，似乎有神處就是迷信，就是不理性，造神可以自動成為罵人的字眼。這其實是一種精神與語言的錯位—如果神是好的，那製造好的東西，為何是負面的呢？
自認理性與進步的民主觀，認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，人要有理智與與知識，為自己的福利做最好的判斷，沒有誰的價值應該凌駕他人之上，你要是跟隨他人，那就不理性、是迷信，甚至是類類法西斯了。
這種個人主義的民主觀看似無懈可擊，也是廣為接受的民主觀，但當代民主的困機與危機也在其中。全球民主指數連續倒退十多年，社會撕裂、政治極化成為老牌民主國家的普遍現象，甚至已成為人們心靈創傷的根源。
於是乎，人人呼籲要團結，社會要有共識—另一個看似無懈可擊的民主觀陳述，但要團結在什麼之下呢？如果我們依舊認為，個人主義的民主觀是唯一的可能，那這個天問永遠也不會有答案。讓我借用小水滴的比喻來說明：如果每個小水滴都選擇了自己的生活（很理性），但你的生活又不是我的生活，任何一個社會，那來的共識與團結，你必也也要有「我們的生活」，小水滴要匯聚成洋流，撕裂與創傷才有可能療癒。
現今先進民主國家最艱困的處境在於，皇權退位、宗教退場，階級僵化又導致菁英政治腐化失靈，要打造山巔之城，缺的並不是金銀珠寶或鋼筋水泥，而是超越性的追求不知何去何從，無人帶領。
過度世俗化的民主觀叫你要理性，當自己的主人，理想與口號都很性感，現實政治卻很骨感，一人一種調，眾聲喧嘩，卻也造就了一個無法合唱的社會，人們也無法像理論預設的那樣獨立而堅強，有些自願向集權統治者交出權力，有些乞靈於反菁英的民粹主義，有些向傳統保守主義回歸，但更多的可能是對民主前景的茫然與失去信心。
沈伯洋當然是人，不是神。但工具理性的懷疑主義既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方，相信、熱情與追隨也不必然是迷信與盲從，我們面對的民主病灶，究竟是前者不夠還是後者欠缺還很難說，造神說又究竟理所當然了什麼？
做為一個大學老師，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，也曾對崇拜偶像抱持負面的看法，但隨著年紀的增長，看到的人與事也多，我漸漸體會到，在這個諸神退位，懷疑與虛無當道的年代，那些心中還有偶像的人，他們心中還有個標竿，相信超越性的追求與有為者亦若是的提升是可能的，他們相信進步是可能的，追隨是因為看見了理想與希望，而無神的虛無主義理性論者呢，他們抱怨，他們不快樂，因為他們只看見，政治永遠是一攤爛泥，他們很世故，說以前的人也試過，通通都失敗，憑什麼你可以。
洋流可能是一種新的政治，一種情感連結與超越的政治。沈伯洋用他的人生經歷與人格感染力，從關心非行少年、 免費線上課程、義務律師、領養小孩、到成立民主實驗室與黑熊學院的利他行為，向臺北人投遞了一封情書，一封關於愛，關於土地，關於拯救，關於孤獨的情書。
這種新政治當然也有可能失敗，往民粹與集權歪樓，但愛的政治如果不可能，恐怕更在於有著，一絲歪樓苗頭都沒看到，就忙著先宣判愛的政治不可能的虛無主義無神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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